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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 | 专访导演陆川:真正的评价是时间

2019/11/9 1:51:30

独家 | 专访导演陆川:真正的评价是时间


最近,电影《我们诞生在中国》很受关注。

透过它的镜头,看着在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土地上,在春夏秋冬四季轮转的时间里,雪豹、金丝猴、熊猫的日常生活,许多人感触并感悟:这个世界是如此宽广,不可思议。

导演陆川坦言,这是自己电影生涯中最为重要的影片。在这部电影中,他也在不断地成长与学习,对生死、对电影,也有了更深彻的体悟。
 
黑色T恤、黑色鸭舌帽、黑框眼镜,着装透露出陆川的性格———低调内敛。但他并非不善言谈,聊到自己钟情的电影,瞬间会进入一种“一直讲故事”的亢奋状态。

2004年,以藏羚羊为拍摄主体的纪录电影《可可西里》一经上映即刻引发热议。

12年后,陆川选择在中国电影史上仍是空白的电影类型———自然电影《我们诞生在中国》来告诉大众自己的变化。

 

从雪豹到大熊猫、金丝猴,


我从每个动物身上都看见了自己

 

自然电影是介于纪录片和故事片中间的一种电影类型,它是在不改变动物基本生活轨迹的基础上,采用全景实拍手段积累一定数量的素材后,利用后期交叉剪辑方法,讲述一个属于人类自己的情感故事。

自然电影《我们诞生在中国》一上映,就被称为近年来电影圈的一股“清流”。

与之前执导的电影不同,陆川这次的镜头对准了中国特有的三种动物:栖于四川竹林的国宝大熊猫丫丫、美美母女,隐居于雪域高原的神秘生灵雪豹达娃一家,攀缘于神农架密林的逗趣顽童金丝猴淘淘,讲述了它们各自在神秘的自然保护区出生、成长的故事。

刚开始接这个电影项目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陆川疯了———动物、孩子和水是电影界最难拍摄的对象。但陆川却没有退缩:“我想尝试新的类型,不想重复自己。”

 

上海观察:用3年时间完成《我们诞生在中国》,如今回过头来,您如何评价这部电影?
   

陆川:回想这3年的历程,有一种感受特别强烈,这是一部让人逐渐放弃所有杂念的电影,一部在制作过程中没有得失心的电影,一部参与者放下成见,全情投入的电影。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一个好的故事,也为了故事里这些诞生于中国的野生动物。它们需要被我们看见,也需要被世界看见。

   

上海观察:有人评价这是一部真实版的《疯狂动物城》,动物的真情实感可以与人类产生共鸣,您怎么看?
   

陆川:从雪豹到大熊猫,再到金丝猴,我从每个动物身上都看见了自己。
   

雪豹的故事就是我自己精神世界的一种反馈;而熊猫妈妈与小熊猫身上的那种亲密无间的情感,又让我看到了我的妻儿的影子;金丝猴则很像年轻时候的我,对父母依赖,也有叛逆期而离家出走,最后重回家庭得到父母谅解,一切都是那么地熟悉。对于我来说,这是一部很特别的电影。
   

上海观察:动物、孩子和水,是电影界公认的最难拍摄的对象。用动物而且是野生动物来讲述这样一个故事,究竟有多难?
   

陆川:在前期长达半年的筛选动物中,我们数次“割爱”。我一开始报了十几种动物,有东北虎、亚洲象、白鳍豚、扬子鳄等。后来预算有限,得选最想拍且能拍到的。拍白鳍豚,有可能一两年都拍不到一只,而且长江水比较浑浊,拍不出非常漂亮的镜头。最后的决定是一个平衡的结果。
   

进入真实拍摄时,难度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卧龙自然保护区的野生熊猫,神农架自然保护区的金丝猴,生活在海拔5000米高原的雪豹,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的藏羚羊,还有扎龙和盐城自然保护区的丹顶鹤……制作团队兵分五路,每组盯一种动物,一拍就是18个月。
   

拍摄雪豹时,这位“冰雪女王”神出鬼没,摄影师一个月都没抓到一个镜头。青藏高原天气多变,一会儿下雹子,一会儿下雪,一会儿出太阳,摄影师只能在风雪中等待;拍熊猫的时候,用长焦没法把周围拍得很清楚,用广角推上去时,熊猫又会警觉。为了拍到熊猫放松下来哺乳的状态,摄制团队只得穿上熊猫的衣服爬过去,一动不动地趴在那儿拍。
   

上海观察:完成镜头拍摄后,选择素材是不是也成了挑战?
   

陆川:真的是。我们一共有350个小时的素材,这就是5300本四百尺胶片,相当于6部《南京!南京!》的素材量。这次的困难是几乎每个镜头都可以成为电影的一部分,而每一个镜头似乎又都可以舍弃。
   

所以,那段时间我经常和助手闷闷地坐在酒馆里,看着窗外欢快的人流裹着明媚的阳光从窗前流淌而过。我好像懂了为什么有那么多下午就开始在酒吧中徜徉喝酒的人———也许他们心里都有一部完不成的电影。

 

在中国人的思想里,


死亡其实是另一种开始

 

2008年,迪士尼公司正式推出“迪士尼自然”,在这个新的品牌下制作自然类电影。

天上拍鸟,水下摄鱼,把镜头对准陆地上的猫科、熊类和灵长类,植物界里的花卉……在前六部电影中,每一部都有不同的主题:《黑猩猩》里收养和家庭的故事,《猴子王国》里出生底层的猴子的奋斗和夺权,《生灵之翼》里的爱情和交配,以及《地球》中史级别的迁徙过程……

第七部自然电影,它将目光投向了中国。人们在其中看到了中国的动物,中国的自然环境,还有在陆川看来最重要的中国独有的自然哲学。
    

上海观察:《我们诞生在中国》和其他6部自然电影相比,有何异同?
   

陆川:我们和迪士尼合作,发现他们的信条就是任何作品都要讲一个故事,自然电影也不例外。凡是好的电影都有一个好故事,只有强剧情和弱剧情的区别。
   

我一直认为,《我们诞生在中国》是这7部电影中最具有国家特色的一部。我之前觉得,这部电影最多也就是向世界传递来自中国的动物的信息,甚至这个信息还可能是隐藏的,并不容易被捕捉到。所以最开始我们“讲故事”主要是在动物层面上,没有想到从更高的层面上去讲。但是电影做完了之后,我发现它确实很“中国”,它展现了中国的自然环境和自然哲学,而且展现的比我想象的要多。而人们也确实从影片中看到了中国,这个结果让我很惊喜。
   

上海观察:假设熊猫、金丝猴、雪豹生活在国外,那么呈现出的故事会不会有所不同?
   

陆川:当然会不同,我们在讲述故事的时候想得更多的是跟中国当下的对应。比如,动物的“二孩”,如果国外观众看,就不会那么地会心;另外,国外父母对孩子的溺爱还是比较少的,但是中国的父母正好呈现了影片中熊猫对孩子的情感,这很“中国”。
   

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生与死的故事。在中国人的思想里,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另一种开始,大自然不断轮回生生不息。我想通过一部电影来探索这个主题,我希望全世界的观众都能理解这样的中国哲学。

   

上海观察:整个拍摄过程中,您的观念是否也有所改变?
   

陆川:我有不小的变化,以前我对野生动物在中国的生存状况是比较悲观的,因为我们了解到的都是一些珍稀动物被猎杀。在拍摄这部影片的时候,我却发现这些动物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生活得很快乐。它们的生命力的绽放,在拍摄到的素材里处处都能看到。这些东西抑制不住地感染着我,也影响了我对整个电影调性的判断。
   

还有,以前我没有这么深刻地感受到人和动物是平等的,但是这一年多,我每天面对着野生动物,情不自禁地觉得其实它们和我们是一样的。我们占据了地球的资源高点、科技高点,可以轻易地灭绝一个物种。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应该帮助动物活下去。

 

不谈宏大的东西,


而是做基本的事情———讲好故事
   

陆川把《我们诞生在中国》的成功,归功于来自四个国家的电影人。在拍摄完成的那天,他写了这样几句话:

“五个摄影分队将自己消失在中国的崇山峻岭中;消失在茫茫戈壁上;消失在仅仅存在于我们想象中的荒野……

每周两次,我会准时收到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素材,证明他们还活着,证明他们还在工作着。素材从一小时,两小时,到两百小时,到几百小时……经常只有通过卫星电话才能准确定位他们的踪迹。

他们是摄影师,更像是执着的影像捕手。

他们坚实的背影和硕大的背囊散发着只属于真正电影人的那种浪漫和坚韧的光芒……”

 

上海观察:之前都是独立拍片,这次与迪士尼合作,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陆川:坦率地说,在我进入电影行业这十几年的时间里,这部戏是唯一一次非常专注、专业地只做导演和编剧的工作。我突然发现专注地去做一件工作是如此之享受,如此之纯粹。
   

而且,在工作中,大家都不是在谈一个很宏大的东西,而是在做一件最基本的事情———就是讲好故事,磨好细节,做一个好电影,这就是一种类似工匠精神的东西。
   

上海观察:一部讲述中国动物的故事,却是外国人投资拍摄的。这不禁让人发问:我们为何没能打造出一部中国自己的自然电影?
   

陆川:自然电影在美国基本上一年多会出一部,在全球放映,有固定收看的人群,所以它的票房相当好;而我们还没有自然电影这个概念,这次通过《我们诞生在中国》,中国的投资人、制作公司也了解到这个类型的电影的艺术魅力和商业价值所在。这开了一个好头。
   

每一个电影工业体系都有自己的标准。迪士尼的自然电影,有它的标准和规则,比如,画面中不允许有人出现。但如果这部电影是中国人投资拍的,就可以有我们的规则与语言,继而发展出我们的风格和特色。所以我希望这个片种能够在中国发展起来。一年有一部自然电影,这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起码的。
   

上海观察:我们并不缺少故事,而是缺少发现故事、讲述故事的人。
   

陆川:确实是。自然电影不是纪录片,需要创作者的编剧能力以及传达生命体悟的能力。对世界没有深入观察、对人类生活没有深刻体察的创作者,恐怕很难从神秘壮丽的大自然中提取出更多的哲理内涵。这要求创作者脱离低级趣味,从一味搞笑的窠臼里站起来,透过烟火气看到更广大的世界和更广博的生命,这是自然电影创作者需要的境界,也是对一个国家电影产业是否良性发展的检验。

   

上海观察:在中国电影市场上,目前纪录类的电影排片比较少,您觉得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
   

陆川:目前自然类的、纪录类的电影确实排片比较少,这并不是一件正确的或者正常的、合理的事。
   

一个新的类型电影进入中国市场,其实需要更长时间、更为精耕细作的推广。很多人都很努力,但是我们依然应该扪心自问:我们做到了吗?
   

我知道有一位影院经理,从《我们诞生在中国》这部电影上映第一天起,就默默地把放映场次加了上来,而且不遗余力地在院线经理群中为这部电影呐喊。电影界有这样的人,我很感恩。
   

上海观察:您觉得迪士尼对中国电影还有何借鉴之处?
   

陆川:我觉得可以学习的一点是,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影像素材库,而且和很多电影学院、公共机构建立了良好联系。这使得这些素材能发挥更多的专业教育作用和社会普及作用,而从中受惠的电影人才和电影观众,又反过来推动了电影业的发展。
   

这一次,因为拍这部片子,我们掌握了大量的素材,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资料,可以存档也可以用于教学。我一直在“打广告”———有哪个公共机构想要这些素材可以随时和我联系,但可惜的是现在还是没人找我,素材还都留在我这里。

真正的评价


不是票房,不是影评,而是时间
   

14年前,陆川凭借《寻枪》一鸣惊人。在此后的电影生涯中,他获奖无数,也挨骂无数。不喜欢他的人给他这样的评价:躁动分子、野心家、大忽悠,依据是他的电影的题材和价值观。

但《我们诞生在中国》让陆川“放下了很多”。他找回了自己最早喜爱电影时最本质的东西,“不是爱电影的某种光环,也不是爱电影的某种气质”。

他说:“因着内心的向往,我们会在命运的道路上最终遇到属于自己的电影。”
    

上海观察:您曾经在微博中说,“每部电影都会有它自己的命,每个电影人也会有自己的命”。在您看来,您作为导演的命运是什么?
   

陆川:我在做《我们诞生在中国》的时候没有特别强烈的宿命感,但放映的时候这种感受却很强烈。我从没想过自己会拍两部和动物有关的电影,但现在真的会有强烈的命运的感觉。我一直觉得这不仅仅是偶然,虽然我并不知道下面的命运是什么。
   

这部电影推出之后,很多地方找我拍当地的旅游宣传片,但我希望不要重复自己。我会一直关注自然电影,也会一直热爱自然电影,但马上再去拍一部题材重复的电影是我自己不能允许的。从《可可西里》到《我们诞生在中国》正好12年,是一个轮回,也许下一个12年,我会再拍一个这一类的东西,但和这两部肯定不一样。
   

上海观察:最近,“烂片”成了一个热词,高票房、低口碑的商业片都可被归为“烂片”之列。有媒体甚至说,中国电影正在步入一个“烂片时代”。您怎么看?
   

陆川:我觉得公平地说,导演们都在努力,没人说一上来就想拍烂片的。问题可能也在于有些人的探索跟中国观众的接受度之间是有距离的。如果这距离是一步,让观众看得见你的背影,那就是部能够被接受的电影;如果是4步,观众够不着闻不到的时候,他们就会说是“烂片”。但是这个评价确实是很残酷的。现在基本上评价语言很贫乏。“烂片!”“烂在哪?”“就是烂,特别烂,不用说了,烂!”这就是缺乏学术的一种“探讨”。
   

我也是个亲历者,在历次作品的大争论中间我亲历了这些东西,所以我希望可以有更专业、更有针对性的探讨和批评,不要一言不合就“烂片”,然后就结束了。
   

上海观察:同样的,“粉丝电影”是近年来在中国电影圈中的热词和新话题。制作成本较低、以青春偶像明星为最大卖点、主打粉丝群体的“粉丝电影”已经呈风起云涌之势。
   

陆川:粉丝经济是一个现实。其实,用有粉丝的演员无可厚非,粉丝号召力确实是现代影视业判断、选择演员的一个重要标准。但作为创作者,这只是给电影加分的东西,并不是电影的全部。
   

我觉得,没有坏演员只有坏导演。你会看到,有些演员在某些导演的手里就很会演戏,在另外一些导演的手里就只剩下漂亮。承担这个责任的还是导演和制片人这个团队,能不能选择、调教出好的、合适的演员来演绎这个故事。
   

票房崇拜、粉丝经济等都是电影工业发展中不可避免的阶段。但我觉得导演的本分是讲好故事、拍好戏。守住这个本分,所有的东西都是加分的;守不住的话,所有的都是减分的。
   

上海观察:在您心中,评价一部电影的标准是什么?
   

陆川:真正的评价不是票房,也不是影评人的评价,而是时间。我觉得一部作品的价值肯定不是在上映期间的10天、20天里发出的声音,时间会让一个作品的价值和光芒显现。在电影行业,每天都像下雨一样,下很多作品出来,新的作品覆盖旧的作品,能够留下来的被人传颂的,我觉得才是真正的好电影。


陆川
导演、编剧、制片人,代表作品有《寻枪》《可可西里》《南京!南京!》《王的盛宴》《我们诞生在中国》等。

 

图片来源:新华社、豆瓣 图片编辑:笪曦